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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人间四月天香山稼轩小说结局》精彩片段
二三十年前,每一个老派头旧家族的宅第里面,竟可以是一个缩小的社会;内中居住着种种色色的人物,他们错综的性格,兴趣,和琐碎的活动,或属于固定的,或属于偶然的,常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展演如一部戏剧。
我的老家,如同当时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在现在看来,尽可以称它做一个旧家族。那个并不甚大的宅子里面,也自成一种社会缩影。我同许多小孩子既在那中间长大,也就习惯于里面各种错综的安排和纠纷。像一条小鱼在海滩边生长,习惯于种种螺壳,蛤蜊,大鱼,小鱼,司空见惯,毫不以那种戏剧性的集聚为稀奇。但是事隔多年,有时反复回味起来,当时的情景反倒十分迫近。眼里颜色浓淡鲜晦,不但记忆浮沉驰骋,情感竟亦在不知不觉中重新伸缩,仿佛有所活动。
不过那大部的戏剧此刻却并不在我念中,此刻吸引我回想的仅是那大部中一小部,那错综的人物中一个人物。
他是我们的舅公,这事实是经“大人们”指点给我们一群小孩子知道的。于是我们都叫他做“吉公”,并不疑问到这事实的确实性。但是大人们却又在其他的时候里,间接地或直接地,告诉我们,他并不是我们的舅公的许多话!凡属于故事的话,当然都更能深入孩子的记忆里,这舅公的来历,就永远地在我们心里留下痕迹。
“吉公”是外曾祖母抱来的儿子,这故事一来就有些曲折,给孩子们许多想象的机会。外曾祖母本来自己是有个孩子的,据大人们所讲,他是如何的聪明,如何的长得俊!可惜在他九岁的那年一个很热的夏天里,竟然“出了事”。故事是如此的:他和一个小朋友,玩着抬起一个旧式的大茶壶桶,嘴里唱着土白的山歌,由供着神位的后厅抬到前面正厅里去……(我们心里在这里立刻浮出一张鲜明的图画:两个小孩子,赤着膊,穿着桃花大红肚兜,抬着一个朱漆木桶,里面装着一个白锡镶铜的大茶壶,多少两的粗茶叶,泡得滚热的——)但是悲剧也就发生在这幅图画后面,外曾祖父手里拿着一根旱烟管,由门后出来,无意中碰倒了一个孩子,事儿就坏了!那无可偿补的悲剧,就此永远嵌进那温文儒雅读书人的生命里去。
这个吉公用不着说是抱来替代那惨死去的聪明孩子的。但这是又过了十年,外曾祖母已经老了,祖母已将出阁时候的事。讲故事的谁也没有提到吉公小时是如何长得聪明美丽的话。如果讲到吉公小时的情形,且必用一点叹息的口气说起这吉公如何的顽皮,如何的不爱念书,尤其是关于学问是如何的没有兴趣,长大起来,他也始终不能去参加他们认为光荣的考试。
就一种理论讲,我们自己既在那里读书学做对子,听到吉公不会这门事,在心理上对吉公发生了一点点轻视并不怎样不合理。但是事实上我们不止对他的感情总是那么柔和,时常且对他发生不少的惊讶和钦佩。
吉公住在一个跨院的旧楼上边。不止在现时回想起来,那地方是个浪漫的去处,就是在当时,我们也未尝不觉到那一曲小小的旧廊,上边斜着吱吱哑哑的那么一道危梯,是非常有趣味的。
我们的境界既被限制在一所四面有围墙的宅子里,那活泼的孩子心有时总不肯在单调的生活中磋磨过去,故必定竭力的,在那限制的范围以内寻觅新鲜。在一片小小的地面上,我们认为最多变化,最有意思的,到底是人:凡是有人住的,无论哪一个小角落里,似乎都藏着无数的奇异,我们对它便都感着极大兴味。所以挑水老李住的两间平房,远在茶园子的后门边,和退休的老陈妈所看守的厨房以外一排空房,在我们寻觅新鲜的活动中,或可以说长成的过程中,都是绝对必需的。吉公住的那个跨院的旧楼,则更不必说了。
在那楼上,我们所受的教育,所汲取的知识,许多确非负责我们教育的大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随便说吧,最主要的就有自鸣钟的机轮的动作,世界地图,油画的外国军队军舰,和照相技术的种种,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吉公这个人,他的生平,他的样子,脾气,他自己对于这些新知识的兴趣。
吉公已是中年人了,但是对于种种新鲜事情的好奇,却还活像个孩子。在许多人跟前,他被认为是个不读书不上进的落魄者,所以在举动上,在人前时,他便习惯于惭愧、谦卑、退让、拘束的神情,唯独回到他自己的旧楼上,他才恢复过来他种种生成的性格,与孩子们和蔼天真地接触。
在楼上他常快乐地发笑;有时为着玩弄小机器一类的东西,他还会带着嘲笑似的,骂我们迟笨——在人前,这些便是绝不可能的事。用句现在极普通的语言讲,吉公是个有“科学的兴趣”的人,那个小小楼屋,便是他私人的实验室。但在当时,吉公只是一个不喜欢做对子读经书的落魄者,那小小角隅实是祖母用着布施式的仁慈和友爱的含忍,让出来给他消磨无用的日月的。
夏天里,约略在下午两点的时候。那大小几十口复杂的家庭里,各人都能将他一份事情打发开来,腾出一点时光睡午觉。小孩们有的也被他们母亲或看妈抓去横睡在又热又闷气的床头一角里去。在这个时候,火似的太阳总显得十分寂寞,无意义地罩着一个两个空院;一处两处洗晒的衣裳;刚开过饭的厨房;或无人用的水缸。在清静中,喜鹊大胆地飞到地面上,像人似的来回走路,寻觅零食,花猫黄狗全都蜷成一团,在门槛旁把头睡扁了似的不管事。
我喜欢这个时候,这种寂寞对于我有说不出的滋味。饭吃过,随便在哪个荫凉处呆着,用不着同伴,我就可以寻出许多消遣来。起初我常常一人走进吉公的小跨院里去,并不为的找吉公,只站在门洞里吹穿堂风,或看那棵大柚子树的树荫罩在我前面来回地摇晃。有一次我满以为周围只剩我一人的,忽然我发现廊下有个长长的人影,不觉一惊。顺着人影偷着看去,我才知道是吉公一个人在那里忙着一件东西。他看我走来便向我招手。
原来这时间也是吉公最宝贵的时候,不轻易拿来糟蹋在午睡上面。我同他的特殊的友谊便也建筑在这点点同情上。他告我他私自学会了照相,家里新买到一架照相机已交给他尝试。夜里,我是看见过的,他点盏红灯,冲洗那种旧式玻璃底片,白日里他一张一张耐性地晒片子,这还是第一次让我遇到!那时他好脾气地指点给我一个人看,且请我帮忙,两次带我上楼取东西。平常孩子们太多他没有工夫讲解的道理,此刻慢吞吞地也都和我讲了一些。
吉公楼上的屋子是我们从来看不厌的,里面东西实在是不少,老式钟表就有好几个,都是亲戚们托他修理的,有的是解散开来卧在一个盘子里,等他一件一件再细心地凑在一起。桌上竟还放着一副千里镜,墙上满挂着许多很古怪翻印的油画,有的是些外国皇族,最多还是有枪炮的普法战争的图画,和一些火车轮船的影片以及大小地图。
“吉公,谁教你怎么修理钟的?”
吉公笑了笑,一点不骄傲,却显得更谦虚的样子,努一下嘴,叹口气说:“谁也没有教过吉公什么!”
“这些机器也都是人造出来的,你知道!”他指着自鸣钟,“谁要喜欢这些东西尽可拆开来看看,把它弄明白了。”
“要是拆开了还不大明白呢?”我问他。
他更沉思地叹息了:“你知道,吉公想大概外国有很多工厂教习所,教人做这种灵巧的机器,凭一个人的聪明一定不会做得这样好。”说话时吉公带着无限的怅惘。我却没有听懂什么工厂什么教习所的话。
吉公又说:“我那天到城里去看一个洋货铺里面有个修理钟表的柜台,你说也真奇怪,那个人在那里弄个钟,许多地方还没有吉公明白呢!”
在这个时候,我以为吉公尽可以骄傲了,但是吉公的脸上此刻看去却更惨淡,眼睛正望着壁上火轮船的油画看。
“这些钟表实在还不算有意思。”他说,“吉公想到上海去看一次火轮船,那种大机器转动起来够多有趣?”
“伟叔不是坐着那么一个上东洋去了么?”我说,“你等他回来问问他。”
吉公苦笑了。“傻孩子,伟叔是读书人,他是出洋留学的,坐到一个火轮船上,也不到机器房里去的,那里都是粗的工人伙夫等管着。”
“那你呢?难道你就能跑到粗人伙夫的机器房里去?”孩子们受了大人影响,怀疑到吉公的自尊心。
“吉公喜欢去学习,吉公不在乎那些个。”他笑了,看看我为他十分着急的样子,忙把话转变一点安慰我说,“在外国,能干的人也有专管机器的,好比船上的船长吧,他就也得懂机器还懂地理。军官吧,他就懂炮车里机器,尽念古书不相干的,洋人比我们能干,就为他们的机器……”
这次吉公讲的话很多,我都听不懂,但是我怕他发现我太小不明白他的话,以后不再要我帮忙,故此一直勉强听下去,直到吉公记起廊下的相片,跳起来拉了我下楼。
又过了一些日子,吉公的照相颇博得一家人的称赞,尤其是女人们喜欢得了不得。天好的时候,六婶娘找了几位妯娌,请祖母和姑妈们去她院里照相。六婶娘梳着油光的头,眉目细细地淡淡地画在她的白皙脸上,就同她自己画的兰花一样有几分勉强。她的院里有几棵梅花,几竿竹,一个月门,还有一堆假山,大家都认为可以入画的景致。但照相前,各人对于陈设的准备,也和吉公对于照相机底片等等的部署一般繁重。婶娘指挥丫头玉珍,花匠老王,忙着摆茶几,安放细致的水烟袋及茶杯。前面还要排着讲究的盆花,然后两旁列着几张直背椅各人按着辈分、岁数各个坐成一个姿势,有时还拉着一两个孩子做衬托。
在这种时候,吉公的头与手在他黑布与机器之间耐烦地周旋着。周旋到相当时间,他认为已到达较完满的程度,才把头伸出观望那被摄影的人众。每次他有个新颖的提议,照相的人们也就有说有笑的起劲。这样祖母便很骄傲起来,这是连孩子们都觉察得出的,虽然我们当时并未了解她的许多伤心。吉公呢,他的全副精神却在那照相技术上边,周围的空气,人情并不在他注意中。等到照相完了,他才微微地感到一种完成的畅适,兴头地掮着照相机,带着一群孩子回去。
还有比这个严重的时候,如同年节或是老人们的生日,或宴客,吉公的照相职务便更为重要了。早上你到吉公屋里去,便看得到厚厚的红布黑布挂在窗上,里面点着小红灯,吉公驼着背在黑暗中来往地工作。他那种兴趣,勤劳和认真,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如果他晚生了三十年,这个社会里必定会有他一个结实的地位的。照相不过是他当时一个不得已的科学上活动,他对于其他机器的爱好,却并不在照相以下。不过在实际上照相既有所贡献于接济他生活的人,他也只好安于这份工作了。
另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喜欢兵器、武艺的祖父,拿了许多所谓“洋枪”到吉公那里,请他给揩擦上油。两人坐在廊下谈天,小孩子们也围上去。吉公开一瓶橄榄油,扯点破布,来回地把玩那些我们认为颇神秘的洋枪,一边议论着洋船、洋炮,及其他洋人做的事。
吉公所懂得的均是具体知识,他把枪支在手里,开开这里,动动那里,演讲一般指手画脚讲到机器的巧妙,由枪到炮,由炮到船,由船到火车,一件一件。祖父感到惊讶了,这已经相信维新的老人听到吉公这许多话,相当地敬服起来,微笑凝神地在那里点头领教。大点的孩子也都闻所未闻地睁大了眼睛;我最深的印象便是那次祖父对吉公非常愉悦的脸色。
祖父谈到航海,说起他年轻的时候,极想到外国去,听到某处招生学洋文,保送到外洋去,便设法想去投考。但是那时他已聘了祖母,丈人方面得到消息大大的不高兴,竟以要求退婚要挟他把那不高尚的志趣打消。吉公听了,黯淡地一笑,或者是想到了他自己年少时多少的梦,也曾被这同一个读书人给毁掉了。
他们讲到苏彝士运河注6,吉公便高兴地,同情地,把楼上地图拿下来,由地理讲到历史,甲午呀,庚子呀,我都是在那时第一次听到。我更记得平常不说话的吉公当日愤慨的议论,我为他不止一点的骄傲,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结论总回到机器上。
但是一年后吉公离开我们家,却并不为着机器,而是出我们意料外地为着一个女人。
也许是因为吉公的照相相当地出了名,并且时常地出去照附近名胜风景,让一些人知道了,就常有人来请他去照相。为着对于技术的兴趣,他亦必定到人家去尽义务地为人照全家乐,或戴着朝珠谱褂的单人留影。酬报则时常是些食品、果子。
有一次有人请他去,照相的却是一位未曾出阁的姑娘,这位姑娘因在择婿上稍稍经过点周折,故此她家里对于她的亲事常怀着悲观。与吉公认识的是她堂房哥哥,照相的事是否是这位哥哥故意地设施,家里人后来议论得非常热烈,我们也始终不得明了。要紧的是,事实上吉公对于这姑娘一家甚有好感,为着这姑娘的相片也颇尽了些职务,我不记得他是否在相片上设色,至少那姑娘的口唇上是抹了一小点胭脂的。
这事传到祖母耳里,这位相信家教谨严的女人便不大乐意。起前,她觉得一个未出阁的女子,相片交给一个没有家室的男子手里印洗,是不名誉不正当的。并且这女子既不是和我们同一省份,便是属于“外江”人家的,事情尤其要谨慎。在这纠纷中,我才又得听到关于吉公的一段人生悲剧。多少年前他是曾经娶过妻室的,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并且也生过一个孩子,却在极短的时间内,母子两人全都死去。这事除却在吉公一人的心里,这两人的存在几乎不在任何地方留下一点凭据。
现在这照相的姑娘是吉公生命里的一个新转变,在他单调的日月里开出一条路来。不止在人情上吉公也和他人一样需要异性的关心和安慰,就是在事业的野心上,这姑娘的家人也给吉公以不少的鼓励,至少到上海去看火轮船的梦是有了相当的担保。本来悠长没有着落的日子,现在是骤然地点上希望。虽然在人前吉公仍是沉默,到了小院里他却开始愉快地散步,注意到柚子树又开了花,晚上有没有月亮,还买了几条金鱼养到缸里。在楼上他也哼哼一点调子,把风景照片镶成好看的框子,零整地拿出去托人代售。有时他还整理旧箱子,多少年他没有心绪翻检的破旧东西,现在有时也拿出来放在床上、椅背上,尽小孩子们好奇地问长问短,他也满不在乎了。
忽然突兀地他把婚事决定了,也不得我祖母的同意,便把吉期选好,预备去入赘。祖母生气到默不作声,只退到女人家的眼泪里去,呜咽她对于这弟弟的一切失望。家里人看到舅爷很不体面地,到外省人家去入赘,带着一点箱笼什物,自然也有许多与祖母表同情的。但吉公则终于离开那所浪漫的楼屋,去另找他的生活了。
那布着柚子树荫的小跨院渐渐成为一个更寂寞的角隅,那道吱吱哑哑的木梯从此便没有人上下,除却小孩子们有时淘气,上到一半又赶忙下来。现在想来,我不能不称赞吉公当时那一点挣扎的活力,能不甘于一种平淡的现状。那小楼只能尘封吉公过去不幸的影子,却不能把他给活埋在里边。
吉公的行为既是叛离亲族,在旧家庭里许多人就不能容忍这种的不自尊。他婚后的行动,除了带着新娘来拜过祖母外,其他事情便不听到有人提起!似乎过了不久的时候,他也就到上海去,多少且与火轮船有关系。有一次我曾大胆地问过祖父,他似乎对于吉公是否在火轮船做事没有多大兴趣,完全忘掉他们一次很融洽的谈话。在祖母生前,吉公也还有来信,但到她死后,就完全地渺然消失,不通音讯了。
两年前我南下,回到幼年居住的城里去,无意中遇到一位远亲,他告诉我吉公住在城中,境况非常富裕,子女四人,在各个学校里读书,对于科学都非常嗜好,尤其是内中一个,特别聪明,屡得学校奖金等等。于是我也老声老气地发出人事的感慨。如吉公自己生早了三四十年,我说,我希望他这个儿子所生的时代与环境合适于他的聪明,能给他以发展的机会不再复演他老子的悲剧。并且在生命的道上,我祝他早遇到同情的鼓励,敏捷地达到他可能的成功。这得失且并不仅是吉公个人的,而可以算作我们这老朽的国家的。
至于我会见到那六十岁的吉公,听到他离开我们家以后一段奋斗的历史,这里实没有细讲的必要,因为那中年以后不经过训练,自己琢磨出来的机器师,他的成就必定是有限的。纵使他有相当天赋的聪明,他亦不能与太不适当的环境搏斗。由于爱好机器,他到轮船上做事,到码头公司里任职,更进而独立创办他的小规模丝织厂,这些全同他的照相一样,仅成个实际上能博取物质胜利的小事业,对于他精神上超物质的兴趣,已不能有所补助,有所启发。年老了,当时的聪明一天天消失,所余仅是一片和蔼的平庸和空虚。认真地说,他仍是个失败者。如果迷信点的话,相信上天或许要偿补给吉公他一生的委屈,这下文的故事,就应该在他那个聪明孩子和我们这个时代上。但是我则仍然十分怀疑。
原载于1935年8月1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64期
注6 即苏伊士运河。
暑假中真是无聊到极点,维杉几乎急着学校开课,他自然不是特别好教书的——平日他还很讨厌教授的生活——不过暑假里无聊到没有办法,他不得不想到做事是可以解闷的。拿做事当作消遣也许是堕落。中年人特有的堕落。“但是,”维杉狠命地划一下火柴,“中年了又怎样?”他又点上他的烟卷连抽了几口。朋友到暑假里,好不容易找,都跑了,回南的不少,几个年轻的,不用说,更是忙得可以。当然脱不了为女性着忙,有的远赶到北戴河去。只剩下少朗和老晋几个永远不动的金刚,那又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房子有太太有孩子,真正过老牌子的中年生活,谁都不像他维杉的四不像的落魄!
维杉已经坐在少朗的书房里有一点多钟了,说着闲话,虽然他吃烟的时候比说话的多。难得少朗还是一味的活泼,他们中间隔着十年倒是一件不很显著的事,虽则少朗早就做过他的四十岁整寿,他的大孩子去年已进了大学。这也是旧式家庭的好处,维杉呆呆地靠在矮榻上想,眼睛望着竹帘外大院子。一缸莲花和几盆很大的石榴树,夹竹桃,叫他对着北京这特有的味道赏玩。他喜欢北京,尤其是北京的房子、院子。有人说北京房子傻透了,尽是一律的四合头,这说话的够多没有意思,他哪里懂得那均衡即对称的庄严?北京派的摆花也是别有味道,连下人对盆花也是特别地珍惜,你看哪一个大宅子的马号院里,或是门房前边,没有几盆花在砖头叠的座子上整齐地放着?想到马号维杉有些不自在了,他可以想象到他的洋车在日影底下停着,车夫坐在脚板上歪着脑袋睡觉,无条件地在等候他的主人,而他的主人……
无聊真是到了极点。他想立起身来走,却又看着毒火般的太阳胆怯。他听到少朗在书桌前面说:“昨天我亲戚家送来几个好西瓜,今天该冰得可以了。你吃点吧?”
他想回答说,“不,我还有点事,就要走了。”却不知不觉地立起身来说:“少朗,这夏天我真感觉沉闷,无聊!委实说这暑假好不容易过。”
少朗递过来一盒烟,自己把烟斗衔到嘴里,一手在桌上抓摸洋火。
他对维杉看了一眼,似笑非笑地皱了一皱眉头——少朗的眉头是永远有文章的。维杉不觉又有一点不自在,他的事情,虽然是好几年前的事情,少朗知道得最清楚的——也许太清楚了。
“你不吃西瓜么?”维杉想拿话岔开。
少朗不响,吃了两口烟,一边站起来按电铃,一边轻轻地说:“难道你还没有忘掉?”
“笑话!”维杉急了,“谁的记性抵得住时间?”
少朗的眉头又皱了一皱,他信不信维杉的话很难说。他嘱咐进来的陈升到东院和太太要西瓜,他又说:“索性请少爷们和小姐出来一块儿吃。”少朗对于家庭是绝对的旧派,和朋友们一处时很少请太太出来的。
“孩子们放暑假,出去旅行后,都回来了,你还没有看见吧?”
从玻璃窗,维杉望到外边。从石榴和夹竹桃中间跳着走来两个身材很高,活泼泼的青年和一个穿着白色短裙的女孩子。
“少朗,那是你的孩子长得这么大了?”
“不,那个高的是孙家的孩子,比我的大两岁,他们是好朋友,这暑假他就住在我们家里。你还记得孙石年不?这就是他的孩子,好聪明的!”
“少朗,你们要都让你们的孩子这样的长大,我,我觉得简直老了!”
竹帘子一响,旋风般地,三个活龙似的孩子已经站在维杉跟前。维杉和小孩子们周旋,还是维杉有些不自在,他很别扭地拿着长辈的样子问了几句话。起先孩子们还很规矩,过后他们只是乱笑。那又有什么办法?天真烂漫的青年知道什么?
少朗的女儿,维杉三年前看见过一次,那时候她只是十三四岁光景,张着一双大眼睛,转着黑眼珠,玩他的照相机。这次她比较腼腆地站在一边,拿起一把刀替他们切西瓜。维杉注意到她那只放在西瓜上边的手。她在喊“小篁哥”。她说:“你要切,我可以给你这一半。”小嘴抿着微笑。她又说:“可要看谁切得别致,要式样好!”她更笑得厉害一点。
维杉看她比从前虽然高了许多,脸样却还是差不多那么圆满,除却一个小尖的下颏。笑的时候她的确比不笑的时候大人气一点,这也许是她那排小牙很有点少女的丰神的缘故。她的眼睛还是完全的孩子气,闪亮,闪亮的,说不出还是灵敏,还是秀媚。维杉呆呆地想一个女孩子在成人的边沿真像一个绯红的刚成熟的桃子。
孙家的孩子毫不客气地过来催她说:“你哪里懂得切西瓜,让我来吧!”
“对了,芝妹,让他吧,你切不好的!”她哥哥也催着她。
“爹爹,他们又打伙着来麻烦我。”她柔和地唤她爹。
“真丢脸,现时的女孩子还要爹爹保护么?”他们父子俩对看着笑了一笑,他拉着他的女儿过来坐下问维杉说:“你看她还是进国内的大学好,还是送出洋进外国的大学好?”
“什么?这么小就预备进大学?”
“还有两年。”芝先答应出来,“其实只是一年半,因为我年假里便可以完,要是爹让我出洋,我春天就走都可以的,爹爹说是不是?”她望着她的爹。
“小鸟长大了翅膀,就想飞!”
“不,爹,那是大鸟把他们推出巢去学飞!”他们父子俩又交换了一个微笑。这次她爹轻轻地抚着她的手背,她把脸凑在她爹的肩边。
两个孩子在小桌子上切了一会儿西瓜,小孙顶着盘子走到芝前边屈下一膝,顽皮地笑着说:“这西夏进贡的瓜,请公主娘娘尝一块!”
她笑了起来拈了一块又向她爹说:“爹看他们够多皮?”
“万岁爷,您的御口也尝一块!”
“沅,不先请客人,岂有此理!”少朗拿出父亲样子来。
“这位外邦的贵客,失敬了!”沅递了一块过来给维杉,又张罗着碟子。
维杉又觉着不自在——不自然!说老了他不算老,也实在不老。可是年轻?他也不能算是年轻,尤其是遇着这群小伙子。真是没有办法!他不知为什么觉得极了。
此后他们说些什么他不记得,他自己只是和少朗谈了一些小孩子在国外进大学的问题。他好像比较赞成国外大学,虽然他也提出了一大堆缺点和弊病,他嫌国内学生的生活太枯干,不健康,太窄,太老……
“自然,”他说,“成人以后看外国比较有尺寸,不过我们并不是送好些小学生出去,替国家做检查员的。我们只要我们的孩子得着我们自己给不了他们的东西。既然承认我们有给不了他们的一些东西,还不如早些送他们出去自由地享用他们年轻人应得的权利——活泼的生活。奇怪,真的连这一点子我们常常都给不了他们,不要讲别的了。”
“我们”和“他们”!维杉好像在他们中间划出一条界线,分明地分成两组,把他自己分在前辈的一边。他羡慕有许多人只是一味的老成,或是年轻,他虽然分了界线却仍觉得四不像——,对了,真!芝看着他,好像在吸收他的议论,他又不自在到万分,拿起帽子告诉少朗他一定得走了。“有一点事情要赶着做。”他又听到少朗说什么,“真可惜,不然倒可以一同吃晚饭的。”他觉着自己好笑,嘴里却说:“不行,少朗,我真的有事非走不可了。”一边慢慢地踱出院子来。两个孩子推着挽着芝跟了出来送客。到维杉迈上了洋车后他回头看大门口那三个活龙般年轻的孩子站在门槛上笑,尤其是她,略歪着头笑,露着那一排小牙。
又过了两三天的下午,维杉又到少朗那里闲聊,那时已经差不多七点多钟,太阳已经下去了好一会儿,只留下满天的斑斑的红霞。他刚到门口已经听到院子里的笑声。他跨进西院的月门,只看到小孙和芝在争着拉天棚。
“你没有劲儿,”小孙说,“我帮你的忙。”他将他的手罩在芝的上边,两人一同狠命地拉。听到维杉的声音,小孙放开手,芝也停住了绳子不拉,只是笑。
维杉一时感着一阵高兴,他往前走了几步对芝说:“来,让我也拉一下。”他刚到芝的旁边,忽然吱呀一声,雨一般的水点从他们头上喷洒下来,冰凉的水点骤浇到背上,吓了他们一跳,芝撒开手,天棚绳子从她手心溜了出去!原来小沅站在水缸边玩抽水机筒,第一下便射到他们的头上。这下子大家都笑,笑得厉害。芝站着不住地摇她发上的水。维杉踟蹰了一下,从袋里掏出他的大手绢轻轻地替她揩发上的水。她两颊绯红了却没有躲走,低着头尽看她擦破的掌心。维杉看到她肩上湿了一小片,晕红的肉色从湿的软白纱里透露出来,他停住手不敢也拿手绢擦,只问她的手怎样了,破了没有。她背过手去说:“没有什么!”就溜地跑了。
少朗看他进了书房,放下他的烟斗站起来,他说维杉来得正好,他约了几个人吃晚饭。叔谦已经在屋内,还有老晋,维杉知道他们免不了要打牌的,他笑说:“拿我来凑脚,我不来。”
“那倒用不着你,一会儿梦清和小刘都要来的,我们还多了人呢。”少朗得意地吃一口烟,叠起他的稿子。
“他只该和小孩子们耍去。”叔谦微微一笑,他刚才在窗口或者看到了他们拉天棚的情景。维杉不好意思了。可是又自觉得不好意思得毫无道理,他不是拿出老叔的牌子么?可是不相干,他还是不自在。
“少朗的大少爷皮着呢,浇了老叔一头的水!”他笑着告诉老晋。
“可不许你把人家的孩子带坏了。”老晋也带点取笑他的意思。
维杉恼了,恼什么他不知道,说不出所以然。他不高兴起来,他想走,他懊悔他来的,可是他又不能就走。他闷闷地坐下,那种说不出的又侵上心来。他接连抽了好几根烟,也不知都说了一些什么话。
晚饭时候孩子们和太太并没有加入,少朗的老派头。老晋和少朗的太太很熟,饭后同了维杉来到东院看她。她们已吃过饭,大家围住圆桌坐着玩。少朗太太虽然已经是中年的妇人,却是样子非常的年轻,又很清雅。她坐在孩子旁边倒像是姊弟。小孙在用肥皂刻一副象棋——他爹是学过雕刻的——芝低着头用尺画棋盘的方格,一只手按住尺,支着细长的手指,右手整齐地用钢笔描。在低垂着的细发底下,维杉看到她抿紧的小嘴,和那微尖的下颏。
“杉叔别走,等我们做完了盘棋和棋子,同杉叔下一盘棋,好不好?”沅问他。“平下,谁也不让谁。”他更高兴着说。
“那倒好,我们辛苦做好了棋盘棋子,你请客!”芝一边说她的哥哥,一边又看一看小孙。
“所以他要学政治。”小孙笑着说。好厉害的小嘴!维杉不觉看他一眼,小孙一头微鬈的黑发让手抓得蓬蓬的。两个伶俐的眼珠老带些顽皮的笑。瘦削的脸却很健硕白皙。他的两只手真有性格,并且是意外的灵动,维杉就喜欢观察人家的手。他看小孙的手抓紧了一把小刀,敏捷地在刻他的棋子,旁边放着两碟颜色,每刻完了一个棋子,他在字上从容地描入绿色或是红色。维杉觉着他很可爱,便放一只手在他肩上说:“真是一个小美术家!”
刚说完,维杉看见芝在对面很高兴地微微一笑。
少朗太太问老晋家里的孩子怎样了,又殷勤地搬出果子来给大家吃。她说她本来早要去看晋嫂的,只是暑假中孩子们在家她走不开。
“你看,”她指着小孩子们说,“这一大桌子,我整天地忙着替他们当差。”
“好,我们帮忙的倒不算了。”芝抬起头来笑,又露着那排小牙。“晋叔,今天你们吃的饺子还是孙家篁哥帮着包的呢!”
“是么?”老晋看一看她,又看了小孙,“怪不得,我说那味道怪顽皮的!”
“那红烧鸡里的酱油还是‘公主娘’御手亲自下的呢。”小孙嚷着说。
“是么?”老晋看一看维杉,“怪不得你杉叔跪接着那块鸡,差点没有磕头!”
维杉又有点不痛快,也不是真恼,也不是急,只是觉得极了。“你这晋叔的学位,”他说,“就是这张嘴换来的。听说他和晋婶婶结婚的那一天演说了五个钟头,等到新娘子和傧相站在台上委实站不直了,他才对客人一鞠躬说:‘今天只有这几句极简单的话来谢谢大家来宾的好意!’”
小孩们和少朗太太全听笑了,少朗太太说:“够了,够了,这些孩子还不够皮的,你们两位还要教他们?”
芝笑得仰不起头来,小孙瞟她一眼,哼一声说:“这才叫做女孩子。”她脸涨红了瞪着小孙看。
棋盘,棋子全画好了。老晋要回去打牌,孩子们拉着维杉不放,他只得留下,老晋笑了出去。维杉只装没有看见。小孙和芝站起来到门边脸盆里争着洗手,维杉听到芝说:
“好痛,刚才绳子擦破了手心。”
小孙说:“你别用胰子就好了。来,我看看。”他拿着她的手仔细看了半天,他们两人拉着一块手巾一同擦手,又叽叽咕咕地说笑。
维杉觉得无心下棋,却不得不下。他们三个人战他一个。起先他懒洋洋地没有注意,过一刻他真有些应接不暇了。不知为什么他却觉着他不该输的,他不愿意输!说起真好笑,可是他的确感着要占胜,孩子不孩子他不管!芝的眼睛镇住看他的棋,好像和弱者表同情似的,他真急了。他野蛮起来了,他居然进攻对方的弱点了,他调用他很有点神气的马了,他走卒了,棋势紧张起来,两边将帅都不能安居在当中了。孩子们的车守住他大帅的脑门顶上,吃力的当然是维杉的棋!没有办法。三个活龙似的孩子,六个玲珑的眼睛,维杉又有什么法子!他输了输了,不过大帅还真死得英雄,对方的危势也只差一两个子便要命的!但是事实上他仍然是输了。下完了以后,他觉得热,出了些汗,他又拿出手绢来刚要揩他的脑门,忽然他呆呆地看着芝的细松的头发。
“还不快给杉叔倒茶。”少朗太太喊她的女儿。
芝转身到茶桌上倒了一杯,两只手捧着,端过来。维杉不知为什么又觉得极了。
孩子们约他清早里逛北海,目的当然是摇船。他去了,虽然好几次他想设法推辞不去的。他穿他的白嗬裤子葛布上衣,拿了他的草帽微觉得可笑,他近来永远地觉得自己好笑,这种横生的幽默,他自己也不了解的。他一径走到北海的门口还想着要回头的。站岗的巡警向他看了一眼,奇怪,有时你走路时忽然望到巡警的冷静的眼光,真会使你怔一下,你要自问你都做了些什么事,准知道没有一件是违法的么?他买到票走进去,猛抬头看到那桥前的牌楼。牌楼,白石桥,垂柳,都在注视他——他不痛快极了,挺起腰来健步走到旁边小路上,表示不耐烦。不耐烦的脸本来与他最相宜的,他一失掉了“不耐烦”的神情,他便好像丢掉了好朋友,心里便不自在。懂得吧?他绕到后边,隔岸看一看白塔,它是自在得很,永远带些不耐烦的脸站着——还是坐着?——它不懂得什么年轻,老。这一些无聊的日月,它只是站着不动,脚底下自有湖水,亭榭松柏,杨柳,人——老的小的——忙着他们更换的纠纷!
他奇怪他自己为什么到北海来,不,他也不是懊悔,清早里松荫底下发着凉香,谁懊悔到这里来?他感着像青草般在接受露水的滋润,他居然感着舒快。奢侈的金黄色的太阳横着射过他的辉焰,湖水像锦,莲花莲叶并着肩挨挤成一片,像在争着朝觐这早上的云天!这富足,这绮丽的天然,谁敢不耐烦?维杉到五龙亭边坐下掏出他的烟卷,低着头想要仔细地,细想一些事,去年的,或许前年的,好多年的事——今早他又像回到许多年前去——可是他总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本来是,又何必想?要活着就别想!这又是谁说过的话……”
忽然他看到芝一个人向他这边走来。她穿着葱绿的衣裳,裙子很短,随着她跳跃的脚步飘动,手里玩着一把未开的小纸伞。头发在阳光里,微带些红铜色,那倒是很特别的。她看到维杉笑了一笑,轻轻地跑了几步凑上来,喘着说:“他们租船去了。可是一只不够,我们还要雇一只。”维杉丢下烟,不知不觉地拉着她的手说:
“好,我们去雇一只,找他们去。”
她笑着让他拉着她的手。他们一起走了一些路,才找着租船的人。维杉看她赤着两只健秀的腿,只穿一双筒子极短的袜子,和一双白布的运动鞋;微红的肉色和葱绿的衣裳叫他想起他心爱的一张新派作家的画。他想他可惜不会画,不然,他一定知道怎样的画她——微红的头发,小尖下颏,绿的衣服,红色的腿,两只手,他知道,一定知道怎样的配置。他想象到这张画挂在展览会里,他想象到这张画登在月报上,他笑了。
她走路好像是有弹性地奔腾。龙,小龙!她走得极快,他几乎要追着她。他们雇好船跳下去,船人一竹篙把船撑离了岸,他脱下衣裳卷起衫袖,他好高兴!她说她要先摇,他不肯,他点上烟含在嘴里叫她坐在对面。她忽然又腼腆起来低着头装着看莲花半晌没有说话,他的心像被蜂螫了一下,又觉得一阵,懊悔他出来。他想说话,却找不出一句话说,他尽摇着船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她才抬起头来问他说:
“杉叔,美国到底好不好?”
“那得看你自己。”他觉得他自己的声音粗暴,他后悔他这样尖刻地回答她诚恳的问话。他更了。
她并没有不高兴,她说:“我总想出去了再说。反正不喜欢我就走。”
这一句话本来很平淡,维杉却觉得这孩子爽快得可爱,他夸她说:
“好孩子,这样有决断才好。对了,别错认学位做学问就好了,你预备学什么呢?”
她脸红了半天说:“我还没有决定呢……爹要我先进普通文科再说……我本来是要想学……”她不敢说下去。
“你要学什么坏本领,值得这么胆怯!”
她的脸更红了,同时也大笑起来,在水面上听到女孩子的笑声,真有说不出的滋味,维杉对着她看,心里又好像高兴起来。
“不能宣布么?”他又逗着追问。
“我想,我想学美术——画……我知道学画不该到美国去的,并且……你还得有天才,不过……”
“你用不着学美术的,更不必学画。”维杉禁不住这样说笑。
“为什么?”她眼睛睁得很大。
“因为,”维杉这回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他低声说,“因为你的本身便是美术,你此刻便是一张画。”他不好意思极了,为什么人不能够对着太年轻的女孩子说这种恭维的话?你一说出口,便要感着你自己的蠢,你一定要后悔的。她此刻的眼睛看着维杉,叫他又感着到极点了。她的嘴角微微地斜上去,不是笑,好像是鄙薄他这样地恭维她——没法子,话已经说出来了,你还能收回去?!,谁叫他自己找事!
两个孩子已经将船拢来,到他们一处,高兴地嚷着要赛船。小孙立在船上,高高的细长身子穿着白色的衣裳在荷叶丛前边格外明显。他两只手叉在脑后,眼睛看着天,嘴里吹唱一些调子。他又伸只手到叶丛里摘下一朵荷花。
“接,快接!”他轻轻掷到芝的面前,“怎么了,大清早里睡着了?”
她只是看着小孙笑。
“怎样,你要在哪一边,快拣定了,我们便要赛船了。”维杉很老实地问芝,她没有回答。她哥哥替她决定了,说:“别换了,就这样吧。”
赛船开始了,荷叶太密,有时两个船几乎碰上,在这种时候芝便笑得高兴极了,维杉摇船是老手,可是北海的水有地方很浅,有时不容易发展,可是他不愿意再在孩子们面前丢丑,他决定要胜过他们,所以他很加小心和力量。芝看到后面船渐渐要赶上时她便催他赶快,他也愈努力了。
太阳积渐热起来,维杉们的船已经比沅的远了很多,他们承认输了预备回去,芝说杉叔一定乏了,该让她摇回去,他答应了她。
他将船板取开躺在船底,仰着看天。芝将她的伞借他遮着太阳。自己把荷叶包在头上摇船。维杉躺着看云,看荷花梗,看水,看岸上的亭子,把一只手丢在水里让柔润的水浪洗着。他让芝慢慢地摇他回去,有时候他张开眼看她,有时候他简直闭上眼睛,他不知道他是快活还是苦痛。
少朗的孩子是老实人,浑厚得很却不笨,听说在学校里功课是极好的。走出北海时,他跟维杉一排走路和他说了好些话。他说他愿意在大学里毕业了才出去进研究院的。他说,可是他爹想后年送妹妹出去进大学;那样子他要是同走,大学里还差一年,很可惜,如果不走,妹妹又不肯白白地等他一年。当然他说小孙比他先一年念完,正好可以和妹妹同走。不过他们三个老是在一起惯了,如果他们两人走了,他一个人留在国内一定要感着闷极了,他说,“炒鸡子”这事简直是“糟糕一麻丝”。
他又讲小孙怎样的聪明,运动也好,撑杆跳的式样“简直是太好,还有游水他也好,不用说,他简直什么都干!”他又说小孙本来在足球队里的,可是这次和天津比赛时,他不肯练。“你猜为什么?”他问维杉,“都是因为学校盖个喷水池,他整天守着石工看他们刻鱼!”
“他预备也学雕刻么?他爹我认得,从前也学过雕刻的。”维杉问他。
“那我不知道,小孙的文学好,他写了许多很好的诗——爹爹也说很好的。”沅加上这一句证明小孙的诗的好是可靠的。“不过,他乱得很,稿子不是撕了便是丢了的。”他又说他怎样有时替他捡起抄了寄给《校刊》。总而言之沅是小孙的“英雄崇拜者”。
沅说到他的妹妹,他说他妹妹很聪明,她不像寻常的女孩那么“讨厌”,这里他脸红了,他说:“别扭得讨厌,杉叔知道吧?”他又说他班上有两个女学生,对于这个他表示非常的不高兴。
维杉听到这一大篇谈话,知道简单点讲,他维杉自己,和他们中间至少有一道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间隔——只是一个年龄的深沟,桥是搭得过去的,不过深沟仍然是深沟,你搭多少条桥,沟是仍然不会消灭的。他问沅几岁,沅说:“整整的快十九了。”他妹妹虽然是十七,“其实只满十六年。”维杉不知为什么又感着一阵不舒服,他回头看小孙和芝并肩走着,高兴地说笑。“十六,十七。”维杉嘴里哼哼着。究竟说三十四不算什么老,可是那就已经是十七的一倍了。谁又愿意比人家岁数大出一倍,老实说!
维杉到家时并不想吃饭,只是连抽了几根烟。
过了一星期,维杉到少朗家里来。门房里陈升走出来说:“老爷到对过张家借打电话去,过会子才能回来。家里电话坏了两天,电话局还不派人来修理。”陈升是个打电话专家,有多少曲折的传话,经过他的嘴,就能一字不漏地溜进电话筒。那也是一种艺术。他的方法听着很简单,运用起来的玄妙你就想不到。哪一次维杉走到少朗家里不听到陈升在过厅里向着电话:“喂,喂,我说,我说呀!”维杉向陈升一笑,他真不能替陈升想象到没有电话时的烦闷。
“好,陈升,我自己到书房里等他,不用你了。”维杉一个人踱过那静悄悄的西院,金鱼缸,莲花,石榴,他爱这院子,还有隔墙的枣树,海棠。他掀开竹帘走进书房。迎着他眼的是一排丰满的书架,壁上挂的朱拓的黄批,和屋子当中的一大盆白玉兰,幽香充满了整间屋子。维杉很羡慕少朗的生活。夏天里,你走进一个搭着天棚的一个清凉大院子,静雅的三间又大又宽的北屋,屋里满是琳琅的书籍,几件难得的古董,再加上两三盆珍罕的好花,你就不能不艳羡那主人的清福!
维杉走到套间小书斋里,想写两封信,他忽然看到芝一个人伏在书桌上。他奇怪极了,轻轻地走上前去。
“怎么了?不舒服么,还是睡着了?”
“吓我一跳!我以为是哥哥回来了……”芝不好意思极了。维杉看到她哭红了的眼睛。
维杉起先不敢问,心里感到不过意,后来他伸一只手轻抚着她的头说:“好孩子,怎么了?”
她的眼泪更扑簌簌地掉到裙子上,她拈了一块——真是不到四寸见方——淡黄的手绢拼命地擦眼睛。维杉想,她叫你想到方成熟的桃或是杏,绯红的,饱饱的一颗天真,让人想摘下来赏玩,却不敢真真地拿来吃,维杉不觉得没了主意。他逗她说:
“准是嬷打了!”
她拿手绢蒙着脸偷偷地笑了。
“怎么又笑了?准是你打了嬷了!”
这回她伏在桌上索性嗤嗤地笑起来。维杉糊涂了。他想把她的小肩膀搂住,吻她的粉嫩的脖颈,但他又不敢。他站着发了一会儿呆。他看到椅子上放着她的小纸伞,他走过去坐下开着小伞玩。
她仰起身来,又擦了半天眼睛,才红着脸过来拿她的伞,他不给。
“刚从哪里回来,芝?”他问她。
“车站。”
“谁走了?”
“一个同学,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她……她明年不回来了!”她好像仍是很伤心。
他看着她没有说话。
“杉叔,您可以不可以给她写两封介绍信,她就快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哪一个城?”
“反正要先到纽约的。”
“她也同你这么大么?”
“还大两岁多。……杉叔您一定得替我写,她真是好,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了。……杉叔,您不是有许多朋友吗,您一定得写。”
“好,我一定写。”
“爹说杉叔有许多……许多女朋友。”
“你爹这样说了么?”维杉不知为什么很生气。他问了芝她朋友的名字,他说他明天替她写那介绍信。他拿出烟来很不高兴地抽。这回芝拿到她的伞却又不走。她坐下在他脚边一张小凳上。
“杉叔,我要走了的时候您也替我介绍几个人。”
他看着芝倒翻上来的眼睛,他笑了,但是他又接着叹了一口气。
他说:“还早着呢,等你真要走的时候,你再提醒我一声。”
“可是,杉叔,我不是说女朋友,我的意思是:也许杉叔认得几个真正的美术家或是文学家。”她又拿着手绢玩了一会儿低着头说:“篁哥,孙家的篁哥,他亦要去的,真的,杉叔,他很有点天才。可是他想不定学什么。他爹爹说他岁数太小,不让他到巴黎学雕刻,要他先到哈佛学文学,所以我们也许可以一同走……我亦劝哥哥同去,他可舍不得这里的大学。”这里她话愈说得快了,她差不多喘不过气来,“我们自然不单到美国,我们以后一定转到欧洲,法国,意大利,对了,篁哥连做梦都是做到意大利去,还有英国……”
维杉心里说:“对了,出去,出去,将来,将来,年轻!荒唐的年轻!他们只想出去飞!飞!叫你怎不觉得自己落伍,老,无聊,无聊!”他说不出的难过,说老,他还没有老,但是年轻?!他看着烟卷没有话说。芝看着他不说话也不敢再开口。
“好,明年去时再提醒我一声,不,还是后年吧?……那时我也许已经不在这里了。”
“杉叔,到哪里去?”
“没有一定的方向,也许过几年到法国来看你……那时也许你已经嫁了……”
芝急了,她说:“没有的话,早着呢!”
维杉忽然做了一件很古怪的事,他俯下身去吻了芝的头发。他又伸过手拉着芝的小手。
少朗推帘子进来,他们两人站起来,赶快走到外间来。芝手里还拿着那把纸伞。少朗起先没有说话,过一会儿,他皱了一皱他那有文章的眉头问:“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维杉这样从容地回答他,心里却觉着非常之。
“别忘了介绍信,杉叔。”芝叮咛了一句又走了。
“什么介绍信?”少朗问。
“她要我替她同学写几封介绍信。”
“你还在和碧谛通信么?还有雷茵娜?”少朗仍是皱着眉头。
“很少……”维杉又觉得到极点了。
星期三那天下午到天津的晚车里,旭窗遇到维杉在头等房间里靠着抽烟,问他到哪里去,维杉说回南。旭窗叫脚行将自己的皮包也放在这间房子里说:
“大暑天,怎么倒不在北京?”
“我在北京,”维杉说,“感得,感得极了。”他看一看他拿出来拭汗的手绢,“极了!”
“极了?”旭窗此时看到卖报的过来,他问他要《大公报》看,便也没有再问下去维杉为什么在北京感着“极了”。
原载于1931年9月《新月》3卷9期
××××: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单单在一点什么感情底下,打滴溜转;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到处使人心慌心痛。
我是没有出过门的,没有动身之前不容易动,走出来之后却就不知道如何流落才好。旬日来眼看去的都是图画,日子都是可以歌唱的古事。黑夜里在山场里看河南来到山西的匠人,围住一个大红炉子打铁,火花和铿锵的声响,散到四围黑影里去。微月中步行寻到田垄废庙,划一根“取灯”偷偷照看那瞭望观音的脸,一片平静。几百年来,没有动过感情的,在那一闪光底下,倒像挂上一缕笑意。
我们因为探访古迹走了许多路,在种种情形之下感慨到古今兴废。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双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乡村的各种浪漫的位置,秀丽天真:中间人物维持着老老实实的鲜艳颜色,老的扶着拐杖,小的赤着胸背,沿路上点缀的,尽是他们明亮的眼睛和笑脸。由北平城里来的我们,东看看,西走走,夕阳背在背上,真和掉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云块,天,和我们之间似乎失掉了一切障碍。我乐时就高兴地笑,笑声一直散到对河对山,说不定哪一个林子,哪一个村落里去!我感觉到一种平坦,竟许是辽阔,和地面恰恰平行着舒展开来,感觉的最边沿的边沿,和大地的边沿,永远赛着向前伸……
我不会说,说起来也只是一片疯话,人家不耐烦听。以我描写一些实际情形我又不大会,总而言之,远地里,一片田亩有人在工作,上面青的、黄的、紫的,分行地长着;每一处山坡上,有人在走路,放羊,迎着阳光,背着阳光,投射着转动的光影;每一个小城,前面站着城楼,旁边睡着小庙,那里又托出一座石塔,神和人,都服帖的,满足的,守着他们那一角天地。近地里,则更有的是热闹,一条街里站满了人,孩子头上梳着三个小辫子的,四个小辫子的,乃至于五六个小辫子的,衣服简单到只剩一个红兜肚,上面隐约也绣有她嬷嬷挑的两三朵花!
娘娘庙前面树荫底下,你又能阻止谁来看热闹?教书先生出来了,军队里兵卒拉着马过来了,几个女人娇羞地手拉着手,也扭着来站在一边了,小孩子争着挤,看我们照相,拉皮尺量平面,教书先生帮忙我们拓碑文。说起来这个那个庙,都是年代可多了,什么时候盖的,谁也说不清了!说话之人来得太多,我们工作实在发生困难了,可是我们大家都顶高兴的,小孩子一边抱着饭碗吃饭,一边睁着大眼看,一点子也不松懈。
我们走时总是一村子的人来送的,儿媳妇指着说给老婆婆听,小孩们跑着还要跟上一段路。开栅镇、小相村、大相村,哪一处不是一样的热闹。看到北齐天保三年造像碑,我们不小心的,漏出一个惊异的叫喊,他们乡里弯着背的,老点儿的人,就也露出一个得意的微笑,知道他们村里的宝贝,居然吓着这古怪的来客了。“年代多了吧?”他们骄傲地问。“多了多了。”我们高兴地回答,“差不多一千四百年了。呀,一千四百年!”我们便一齐骄傲起来。
我们看看这里金元重修的,那里明季重修的殿宇,讨论那式样做法的特异处,塑像神气,手续,天就渐渐黑下来,嘴里觉到渴,肚里觉到饿,才记起一天的日子圆圆整整的就快结束了。回来躺在床上,绮丽鲜明的印象仍然挂在眼睛前边,引导着种种适意的梦。同时晚饭上所吃的菜蔬果子,便给养充实着,我们明天的精力,直到一大颗太阳,红红的照在我们的脸上。
原载于1934年8月2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96期第12版
家里在复杂情形下搬到另一个城市去,自己是多出来的一件行李。大约七岁,似乎已长大了,篁姊同家里商量接我到她处住半年,我便被送过去了。
起初一切都是那么模糊,重叠的一堆新印象乱在一处:老大的旧房子,不知有多少老老少少的人,楼,楼上憧憧的人影,嘈杂陌生的声音,假山,绕着假山的水池,很讲究的大盆子花,菜圃,大石井,红红绿绿小孩子,穿着很好看或粗糙的许多妇人围着四方桌打牌的,在空屋里养蚕的,晒干菜的,生活全是那么混乱繁复和新奇。自己却总是孤单,怯生,寂寞。积渐地在纷乱的周遭中,居然挣扎出一点头绪,认到一个凝固的中心,在寂寞焦心或怯生时便设法寻求这中心,抓紧它,旋绕着它要求一个孩子所迫切需要的保护,温暖和慰安。
这凝固的中心便是一个约摸十七岁年龄的女孩子。她有个苗条身材,一根很黑的发辫,扎着大红绒绳,两只灵活真叫人喜欢黑晶似的眼珠,和一双白皙轻柔无所不会的手。她叫做文珍。人人都喊她文珍,不管是梳着油光头的妇女,扶着拐杖的老太太,刚会走路的“孙少”,老妈子或门房里人!
文珍随着喊她的声音转,一会儿在楼上牌桌前张罗,一会儿下楼穿过廊子不见了,又一会儿是哪个孩子在后池钓鱼,喊她去寻钓竿,或是另一个迫她到园角攀摘隔墙的还不熟透的桑椹。一天之中这扎着红绒绳的发辫到处可以看到,跟着便是那灵活的眼珠。本能的,我知道我寻着我所需要的中心,和骆驼在沙漠中望见绿洲一样。清早上寂寞地踱出院子,一边望着银红阳光射在藤萝叶上,一边却盼望着那扎着红绒绳的辫子快点出现。凑巧她过来了,花布衫熨得平平的,就有补的地方,也总是剪成如意或桃子等好玩的式样,雪白的袜子,青布的鞋,轻快地走着路,手里持着一些老太太早上需要的东西,开水,脸盆或是水烟袋,看着我,她就和蔼亲切地笑笑:“怎么不去吃稀饭?”
难为情地,我低下头。
“好吧,我带你去。尽怕生不行的呀!”
感激的我跟着她走。到了正厅后面,(两张八仙桌上已有许多人在吃早饭)她把东西放在一旁,携着我的手到了中间桌边,顺便地喊声:“五少奶,起得真早。”等五少奶转过身来,便更柔声地说:“小客人还在怕生呢,一个人在外边吹着,也不进来吃稀饭!”于是把我放在五少奶旁边方凳上,她自去大锅里盛碗稀饭,从桌心碟子里挟出一把油炸花生,拣了一角有红心的盐鸡蛋放在我面前,笑了一笑走去几步,又回头来,到我耳朵边轻轻地说:
“好好地吃,吃完了,找阿元玩去,他们早上都在后池边看花匠做事,你也去。”或是:“到老太太后廊子找我,你看不看怎样挟燕窝?”
红绒发辫暂时便消失了。
太阳热起来,有天我在水亭子里睡着了,睁开眼正是文珍过来把我拉起来:“不能睡,不能睡,这里又是日头又是风的,快给我进去喝点热茶。”害怕的我跟着她去到小厨房,看着她拿开水冲茶,听她嘴里哼哼地唱着小调。篁姊走过看到我们便喊:“文珍,天这么热你把她带到小厨房里做什么?”我当时真怕文珍生气,文珍却笑嘻嘻地:“三少奶奶,你这位妹妹真怕生,总是一个人闷着,今天又在水亭里睡着了,你给她想想法子解解闷,这里怪难为她的。”
篁姊看看我说:“怎么不找那些孩子玩去?”我没有答应出来,文珍在篁姊背后已对我挤了挤眼,我感激地便不响了。篁姊走去,文珍拉了我的手说:“不要紧,不找那些孩子玩时就来找我好了,我替你想想法子。你喜欢不喜欢拆旧衣衫?我给你一把小剪子,我教你。”
于是面对面我们两人有时便坐在树荫下拆旧衣,我不会时她就叫我帮助她拉着布,她一个人剪,一边还同我讲故事。
指着大石井,她说:“文环比我大两岁长得顶好看了,好看的人没有好命,更可怜!我的命也不好,可是我长得老实样,没有什么人来欺侮我。”文环是跳井死的丫头,这事发生在我未来这家以前,我就知道孩子们到了晚上,便互相逗着说文环的鬼常常在井边来去。
“文环的鬼真来么?”我问文珍。
“这事你得问芳少爷去。”
我怔住不懂,文珍笑了:“小孩子还信鬼么?我告诉你,文环的死都是芳少爷不好,要是有鬼她还不来找他算账,我看,就没有鬼,文环白死了!”我仍然没有懂,文珍也不再往下讲了,自己好像不胜感慨的样子。
过一会儿她忽然说:
“芳少爷讲书倒讲得顶好了,我替你出个主意,等他们早上讲诗的时候,你也去听。背诗挺有意思的,明天我带你去听。”
到了第二天她果然便带了我到东书房去听讲诗。八九个孩子看到文珍进来,都看着芳哥的脸。文珍满不在乎地坐下,芳哥脸上却有点两样,故作镇定地向着我说:
“小的孩子,要听可不准闹。”我望望文珍,文珍抿紧了嘴不响,打开一个布包,把两本唐诗放在我面前,轻轻地说:“我把书都给你带来了。”
芳哥选了一些诗,叫大的背诵,又叫小的跟着念,又讲李太白怎样会喝酒的故事。文珍看我已经很高兴地在听下去,自己便轻脚轻手地走出去了。此后每天我学了一两首新诗,到晚上就去找文珍背给她听,背错了她必提示我,每背出一首她还替我抄在一个本子里——如此文珍便做了我的老师。
五月节中文珍裹的粽子好,做的香袋更是特别出色,许多人便托她做,有的送她缎面鞋料,有的给她旧布衣衫,她都一脸笑高兴地接收了。有一天在她屋子里玩,我看到她桌子上有个古怪的纸包,我问她里边是些什么,她也很稀奇地说连她都不知道。我们两人好奇地便一同打开看。原来里边裹着是一把精致的折扇,上面画着两三朵菊花,旁边细细地写着两行诗。
“这可怪了,”她喊了起来,接着眼珠子一转,仿佛想起什么了,便轻声地骂着,“鬼送来的!”
听到鬼,我便联想到文环,忽然恍然,有点明白这是谁送来的!我问她可是芳哥?她望着我看看,轻轻拍了我一下,好脾气地说:“你这小孩子家好懂事,可是,”她转了一个口吻,“小孩子家太懂事了,不好的。”过了一会儿,看我好像很难过,又笑逗着我:“好娇气,一句话都吃不下去!轻轻说你一句就值得撅着嘴这半天!以后怎做人家儿媳妇?”我羞红了脸便和她闹,半懂不懂地大声念扇子上的诗。这下她可真急了,把扇子夺在手里说:“你看我稀罕不稀罕爷们的东西!死了一个丫头还不够呀?”一边说一边狠狠地把扇子撕个粉碎,伏在床上哭起来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文珍会哭的,这一来我慌了手脚,爬到她背上摇她,一直到自己也哭了,她才回过头来说:“好小姐,这是怎么闹的,快别这样了。”替我擦干了眼泪,又哄了我半天。一共做了两个香包才把我送走。
在夏天有一个薄暮里大家都出来到池边乘凉看荷花,小孩子忙着在后园里捉萤火虫,我把文珍也拉去绕着假山竹林子走,一直到了那扇永远锁闭着的小门前边。阿元说那边住的一个人家是革命党,我们都问革命党是什么样子。要爬在假山上面往那边看。文珍第一个上去,阿元接着把我推上去。等到我的脚自己能立稳的时候,我才看到隔壁院里一个剪发的年轻人,仰着头望着我们笑。文珍急着要下来,阿元却正挡住她的去路。阿元上到山顶冒冒失失地便向着那人问:“喂,喂,我问你,你是不是革命党呀?”那人皱一皱眉又笑了笑,问阿元敢不敢下去玩,文珍生气了说阿元太顽皮,自己便先下去把我也接下去走了。
过了些时,我发现这革命党邻居已同阿元成了至交,时常请阿元由墙上过去玩,他自己也越墙过来同孩子们玩过一两次。他是个东洋留学生,放暑假回家的,很自然地我注意到他注意文珍,可是一切事在我当时都是一片模糊,莫明其所以的。文珍一天事又那么多,有时被孩子们纠缠不过,总躲了起来在楼上挑花做鞋去,轻易不见她到花园里来玩的。
可是忽然间全家里空气突然紧张,大点的孩子被二少奶老太太传去问话,我自己也被篁姊询问过两次关于小孩子们爬假山结交革命党的事,但是每次我都咬定了不肯说有文珍在一起。在那种大家庭里厮混了那么久,我也积渐明白做丫头是怎样与我们不同,虽然我却始终没有看到文珍被打过。
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文珍渐渐变成沉默,没有先前活泼了。多半时候都在正厅耳房一带,老太太的房里或是南楼上,看少奶奶们打牌。仅在篁姊生孩子时,晚上过来陪我剪花样玩,帮我写两封家信。看她样子好像很不高兴。
中秋前几天阿元过来,报告我说家里要把文珍嫁出去,已经说妥了人家,一个做生意的,长街小钱庄里管账的,听说文珍认得字,很愿意娶她,一过中秋便要她过门,我一面心急文珍要嫁走,却一面高兴这事的新鲜和热闹。
“文珍要出嫁了!”这话在小孩子口里相传着。但是见到文珍我却没有勇气问她。下意识地,我也觉到这桩事的不妙;一种黯淡的情绪笼罩在文珍要被嫁走的新闻上面。我记起文珍撕扇子那一天的哭,我记起我初认识她时她所讲的文环的故事,这些记忆牵牵连连地放在一起,都似乎叫我非常不安。到后来我忍不住了,在中秋前两夜大月亮和桂花香中看文珍正到我们天井外石阶上坐着时,上去坐在她旁边,无暇思索地问她:
“文珍,我同你说,你真要出嫁了么?”
文珍抬头看看树枝中间月亮:
“她们要把我嫁了!”
“你愿意么?”
“什么愿意不愿意的,谁大了都得嫁不是?”
“我说是你愿意嫁给那么一个人家么?”
“为什么不?反正这里人家好,于我怎么着?我还不是个丫头,穿得不好,说我不爱体面,穿得整齐点,便说我闲话,说我好打扮,想男子!……说我……”
她不说下去,我也默然不知道说什么。
“反正,”她接下去说,“丫头小的时候可怜,好容易捱大了,又得遭难!不嫁老在那里磨着,嫁了不知又该受些什么罪!活该我自己命苦,生在凶年……亲爹嬷背了出来卖给人家!”
我以为她又哭了,她可不,忽然立了起来,上个小山坡,踮起脚来连连折下许多桂花枝,拿在手里嗅着。
“我就嫁!”她笑着说,“她们给我说定了谁,我就嫁给谁!管他呢,命要不好,遇到一个醉汉打死了我,不更干脆?反正,文环死在这井里,我不能再在他们家上吊!这个那个都待我好,可是我可伺候够了,谁的事我不做一堆?不待我好,难道还要打我?”
“文珍,谁打过你?”我问。
“好,文环不跳到井里去了么,谁现在还打人?”她这样回答,随着把手里桂花丢过一个墙头,想了想,笑起来。我是完全地莫名其妙。
“现在我也大了,闲话该轮到我了,”她说了又笑,“随他们说去,反正是个丫头,我不怕!……我要跑就跑,跟卖布的,卖糖糕的,卖馄饨的,担臭豆腐挑子沿街喊的,出了门就走了!谁管得了我?”她放声地咭咭呱呱地大笑起来,两只手拿我的额发辫着玩。
我看她高兴,心里舒服起来。寻常女孩子家自己不能提婚姻的事,她竟说要跟卖臭豆腐的跑了,我暗暗稀罕她说话的胆子,自己也跟着说疯话:
“文珍,你跟卖馄饨的跑了,会不会生个小孩子也卖馄饨呀?”
文珍的脸忽然白下来,一声不响。
××钱庄管账的来拜节,有人一直领他到正院里来,小孩们都看见了。这人穿着一件蓝长衫,罩一件青布马褂,脸色乌黑,看去真像有了四十多岁,背还有点驼,指甲长长的,两只手老筒在袖里,顽皮的大孩子们眼睛骨碌碌地看着他,口上都在轻轻地叫他新郎。
我知道文珍正在房中由窗格子里可以看得见他,我就跑进去找寻,她却转到老太太床后拿东西,我跟着缠住,她总一声不响。忽然她转过头来对我亲热地一笑,轻轻地,附在我耳后说:“我跟卖馄饨的去,生小孩,卖小馄饨给你吃。”说完噗嗤地稍稍大声点笑。我乐极了就跑出去。但所谓“新郎”却已经走了,只听说人还在外客厅旁边喝茶,商谈亲事应用的茶礼,我也没有再出去看。
此后几天,我便常常发现文珍到花园里去,可是几次,我都找不着她,只有一次我看见她从假山后那小路回来。
“文珍你到哪里去?”
她不答应我,仅仅将手里许多杂花放在嘴边嗅,拉着我到池边去说替我打扮个新娘子,我不肯,她就回去了。
又过了些日子我家来人接我回去,晚上文珍过来到我房里替篁姊收拾我的东西。看见房里没有人,她把洋油灯放低了一点,走到床边来同我说:
“我以为我快要走了,现在倒是你先去,回家后可还记得起来文珍?”
我眼泪挂在满脸,抽噎着说不出话来。
“不要紧,不要紧。”她说,“我到你家来看你。”
“真的么?”我伏在她肩上问。
“那谁知道!”
“你是不是要嫁给那钱庄管账的?”
“我不知道。”
“你要嫁给他,一定变成一个有钱的人了,你真能来我家么?”
“我也不知道。”
我又哭了。文珍摇摇我,说:“哭没有用的,我给你写信好不好?”我点点头,就躺下去睡。
回到家后我时常盼望着文珍的信,但是她没有给我信。真的革命了,许多人都跑上海去住,篁姊来我们家说文珍在中秋节后快要出嫁以前逃跑了,始终没有寻着。这消息听到耳里同雷响一样,我说不出地牵挂、担心她。我鼓起勇气地问文珍是不是同一个卖馄饨的跑了,篁姊惊讶地问我:“她时常同卖馄饨的说话么?”
我摇摇头说没有。
“我看,”篁姊说,“还是同那革命党跑的!”
一年以后,我还在每个革命画册里想发现文珍的情人。文珍却从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
原载于1936年6月14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62期
三个人肩上各挑着黄色,有“美丰楼”字号大圆篓的,用着六个满是泥泞凝结的布鞋,走完一条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马路之后,转弯进了一个胡同里去。
“劳驾,借光——三十四号甲在哪一头?”在酸梅汤的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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